物上请求权是物权的一项救济权能。
故而，行政强制措施直接成为行政法总论的内容。在日本，即时强制走出警察行政法、进入行政法总论，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田中二郎（田中じろう）完成的。
③起因不同，引起行政强制执行的原因只能是义务人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而引起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原因既可以是行为，也可以是某种状态或事件。1.即时强制与强制调查的区分意义 在《行政强制法》之下，杨建顺主张，行政强制措施之下除了《行政强制法》所规定的一般性行政强制措施，还包括行政上的即时强制、行政调查中的强制。[20][苏]ц.A.雅姆波利斯卡娅：《论苏维埃行政法中的说服和强制》，载《苏维埃行政法论文选译》（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教研室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34-135页。1988年，南博方的《日本行政法》被译为中文，进入行政法总论的即时强制再次出现，也因为该译本自身的影响力，而有较大范围的传播。[33]他认为，无论行政强制措施还是行政强制执行，都是行政强制机关（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以强制手段迫使当事人的行政义务得到履行，如果这种义务内容是不作为或容忍义务者，那就是行政强制措施，如果这种义务是作为义务者，那就是行政强制执行。
而即时性行政强制措施则是行政救济自身的对象，可请求解除行政强制措施或国家赔偿。作为即时强制的要素，有人列举了其行使的急迫性，而现实的立法事例并不是仅仅限于和狭义的目前紧迫性相对应的情况（健康诊断的强制、外国人的退去强制等）。然而序言问题可以说是彭真接手后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
19《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传》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4页。胡乔木阶段确实没有快起来，相关理由也不难找：所谓诸多问题上的各抒己见，其实就是意见分歧的另一种说法。若是我们能穿越，回到20世纪80年代，当八二宪法仍在草案形成阶段时，宪法学者未必自信有一天我们可以筹备这部根本法的40周年庆典——尤其是这部宪法接续了共和国宪法史上变动频仍的时期，从1975年到1982年，在不到8年的时间里，我国先后颁布过三部宪法。我们可以想到许多理由来解释彭真阶段的快速度，但归根到底在于《决议》的通过，它不仅在时间维度上划分了旧与新，更在规范意义上区分了乱和正，如何区分，就是《决议》在这个历史阶段具有的宪制功能。
彭真建议为了慎重地进行宪法修改工作，尽可能地把宪法修改得完善些，需要把修改宪法完成期限适当推迟，而适当的机会当然就是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62《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传》第4卷，第1446页。
当然，相对于真实历史，史料注定是不完备的。为什么要在1980年开启全面修宪？为什么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要经历三部宪法？这是重返历史现场后遇到的一个问题，当年的修宪者也自认为必须回答这个问题。15以半年为期拿出一部修宪草案，时间无疑是紧迫的。25《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第54页。
（三）定字何意？以《彭真年谱》为中心的探讨 在彭真公开出版的文选中，以宪法修改为主题的文章收入不多，除了1982年11月26日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之外，仅有两篇，分别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1982年4月22日）和《认真组织全国各族人民讨论宪法修改草案》（1982年5月4日）。33按照胡绳的这个表述，从胡乔木到彭真之间还有另一件事，就是召开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55 若是再进行某种版本学的考证，我们所能见到最早的草案是1982年4月26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公布并交付全民讨论的版本，有140条。【关键词】 八二宪法,宪法修改,稳定性,彭真 一、八二宪法的恒纪元：研究问题的提出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追根溯源，这是我们现行宪法的诞生时刻。
这样问题也就来了，为什么不是八一宪法，或者转化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为什么此次修宪未能按照一开始设定的进度完成，而是拖延了一年呢？ 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修宪，设定新的宪法草案交由下一次会议审议，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修宪要在一年内完成。而对于宪法的起草者来说，要保证新宪法历时久远，文本所承载的应当是最大范围的共识。
修宪建议开篇即指出，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七八宪法，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从那时以来情况的巨大变化，许多地方已经很不适应当前政治经济生活和人民对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要。52《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5卷，第103页。
46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彭真文选（1941—1990）》，第436页。16彭真：《关于建议推迟修改宪法完成期限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宪修宪重要文献资料选编》，第67—68页。对这种民主氛围，他感到满意。这是他接手修改宪法的工作以来，了解各方面情况，看到、听到各种不同意见后，第一次系统地发表自己对修宪工作的意见。（一）最怕宪法不稳定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是1982年11月26日开幕的，11月22日，彭真就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到宪法通过后的宣传问题，指出：十亿人民的中国，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宪法，国家一定不安定。每一代人都要在传承历史的基础上续写属于自己的时代，故而宪法学的研究最应当追根溯源，进入历史并直面其复杂。
23《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传》第4卷，第1439页。修宪进度从慢到快，是与主持者变更同步的。
30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传》下册，第661页。65在起草一部法律时，文本的定稿尚且不存在，高度可塑，自由就意味着选择或决策，他们必须决定哪些是要写的，哪些是不能写的，哪些是可以写（也可以不写）的。
⑦《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彭真文选（1941—199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5—463页。八二宪法施行了40年，它所确立的制度早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坚实的基础，但我们往往看不到这一点——八二宪法在其历史语境中的主旨就在于立新。
这段修宪的历史，嵌在共和国历史的起承转合之中，属于改革开放史的一部分，本文在此意义上也尝试谋求同史学界的对话。13固定在每年3月召开全国人大会议，是从1985年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始的。这样一来，宪法文本就有了前所未有的包容度，而宪法的稳定性也从一开始就内生于这个文本结构之中。其次，八二宪法在草案形成阶段就有稳定性的需求，而以彭真为代表的修宪者也有着高度的稳定性自觉，在草案形成过程中，定字的文本策略意味着宪法只写定下来的内容，有争议的不写，在这个指导原则下所形成的宪法文本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宪法文本和现实之间的摩擦，由此确保新宪法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稳定性。
20《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5卷，第127页。64 如彭真所言，修改宪法不能主观，不能疏忽，不能粗心大意，不能自以为是。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讨论一个本不存在的东西何以不存在呢？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所通过的修宪决议，大致构成了新宪法如何起草并通过的一部立法法，规定了修宪的主持机构，也设定了修宪的基本程序，包括从提出草案到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全民讨论，返回修改，而新宪法生成的最后一个程序，是提交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最后也要承认，材料总有穷尽时。
四、历史：中国宪法研究的祖国大地 本文在历史视野下讲述八二宪法的诞生过程，在构造新的延续性这个命题下，首先探讨通过全面修宪以立新的问题，进而思考新宪法何以稳定的问题。最后要经过宪法修改委员会修改，全国人大会议通过才算数。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文章将深入八二宪法的起草历史。回溯到五四宪法，一方面当然因为五四宪法是比较好的，53另一方面则是一九七八年宪法失之过简。56彭真所说的大量到底有多少，肖蔚云曾透露：提出的各种意见，有的省市提了一万多条，有的提了几千条。宪法需要以共识为材料，但仅凭修宪的过程是无法创造共识的，而如秘书处这样的苦力班子更是无法解决分歧。
要准备反复讨论，多次修改。将它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部宪法以及承担临时宪法功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进行比较，甚至把中国自20世纪开启立宪试验后的全部宪法文件放在一起比较，八二宪法②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它有很强的延续性。
为什么两年的时间就变得如此不适应，当然就是发生于其间的巨大变化，也就是说，巨变横亘在七八宪法通过的当时和启动全面修宪的当前，这也区分了旧与新。宪法一经制定，就不要轻易修改。
②按照惯例，本文以通过和公布施行的时间命名前后四部宪法。48尤其是在七五宪法七八宪法更迭的历史语境下，担心宪法不稳定可以说是当时普遍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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